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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街名路名，大抵都有一段掌故。例如：西湖路是南汉西湖故地。豪贤路是南明兵部尚书黎遂球的出生地。梅花村街也叫梅花路，是当年陈济棠在这里修建公馆，道路两旁都种满了梅花。有些街名路名是反映某些行业在这里聚集成市的，像豆栏街、桨栏街、故衣街、米市路、光雅里（缸瓦里）；有些是反映自然环境的，像潮音街、潮观街、西湖路、烟墩路；有些指示着附近著名建筑方位的，像净慧路、挹翠路、金花街、寺右路、恤孤院路；有些是纪念红色革命年代的，像先烈路、六二三路、起义路、解放路；还有些是纪念历史名人的，像中山路、执信路。
1. 南京路、福州路、彭城路
广州有3条以兄弟城市命名的道路：南京路、福州路、彭城路。多年前，在这一带分别住有南京人、福州人、彭城人，他们不约而同群居在此。因此，为道路起名时，就干脆用兄弟城市的名字定名了。有老人说，彭城路与前两条路最大的不同，是它原名叫美华后街，于1981年改名为彭城路。
2. 盘福路
越秀山附近的盘福路，路长也就几百米，宽度差不多10米左右。为何有“盘福”一说呢？据考证，盘福路得名于清朝初，最初叫做“盘福里”。再追溯历史，原来在南朝宋武元帝永初元年即公元420年，古印度高僧求那跋陀三藏到广州译经传道，创建戒坛给弟子举行受戒仪式。戒坛落成之日，他就预言“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82年后，即南朝宋元武帝天监元年，古印度一名叫智药三藏的高僧，前来此弘扬佛教，还带来一棵菩提树虔诚地种在戒坛旁。高僧种树时也说：“吾过后170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在174年后（即唐朝仪凤元年），我国禅宗“六祖”的慧能，在这菩提树下披剃受戒。 就因为这段故事，所以当年高僧起戒坛和菩提树一带即被视为佛门福地。明、清时，戒坛的仪门高悬着“真如法界”的横匾，戒坛大殿的大匾则书“待圣人来”几个大字，这些都令“福地”之说流传更广。在这两个朝代里，现在的盘福路是广州的城墙，于上世纪30年代初，才被辟建为马路，因其位于盘福里的北侧，故名盘福北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去掉“北”字，遂成今名。
3. 起义路
海珠桥北桥头直对着的广州起义路，长为一公里多，宽为10多米。在这里的居民指着就近的海珠广场雕塑说，这是一条让他们骄傲不已的路，因为在1949年10月，解放军循着这条染满先烈鲜血的路，解放了广州。 这条路在1966年以前叫广州维新路，是年才改叫广州起义路。掌故来源就是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当年起义开始后，设于该路的旧广州公安局和旧保安大队，也遭到了工人赤卫队和起义士兵的攻击。
激战中，敌人的装甲车被打翻，旧公安局局长朱晖日仓皇爬墙逃走。这时，有6名女赤卫队员，扛起红旗就冲向旧公安局的门楼。这些女队员分三批冲锋，欲把红旗插上门楼，但都先后牺牲了。最后，男队员又冲了上去，直到顽敌被全部消灭，让红旗飘扬在门楼上为止。于是，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原公安局所在地，就成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诞生地。 然而，东方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更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工农革命的仇恨。他们调集重兵，集中向革命力量反扑，新生的“广州苏维埃”终因寡不敌众，退出了广州。
4. 北京路·承宣街
广州和北京，相距虽然不到十万八千里，但是也足够遥远。把广州最主要的街道命名为“北京路”，并不是二者之间有什么血缘或者亲属关系，完全是因为北京超然的政治地位——这是一种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其作用类似于一句唱遍大江南北、所有人耳熟能详的歌词：“我爱北京天安门。”
和北京路的命名作用相一致的，这条街道还有一个名字，承宣街，清朝时期用的。在清朝，北京路及其附近是广州乃至两广的政治文化中心。上任之初，广州的历任总督、巡抚都在天字码头上岸，经过承宣街前往制台衙门（现在的越华路民政厅）。承宣街的意思就是，迎接北京来的大人们所带来的皇帝的圣旨和恩泽，意味着广州对于皇帝的政治统治的认同。
5. 永汉路·汉民路
在中国，历朝历代，改朝换代之后，首先要做的便是革故鼎新。所谓的故和新，更多的还是一种名词上的变化。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一段时间，北京路由承宣街改名为永汉路（现在的北京路上有永汉电影院），因为在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永汉路是为了纪念汉人重新夺回天下，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永汉路的来源还有一种说法：当时主政广州的是一个叫杨永泰的人他想把自己的名字永远留在广州，可是当时的规矩是只有已故的历史人物才可享受“留名”的殊荣。杨永泰动了脑筋，就将承宣街改作“永汉路”，又将相近的万福路一段取名“泰康路”，这样就把“永泰”两字嵌入了两条路名之中。
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路叫作“汉民路”，估计现在广州人没有多少知道杨永泰的，但肯定有很多人知道胡汉民，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同盟会和国民党的重要笔杆子，生于番禺，短期担任过广东省主席。
胡汉民原名衍鸿，改名叫“汉民”，自然取的也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意思。不管是叫承宣街还是叫永汉路、汉民路乃至北京路，追根究底，其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文化认同，同时，还有着隐隐的文化危机感。
从秦朝的番禺立县开始，广州自古以来便是南粤重地。而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塑成阶段，广州又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广州是千年以来的连接欧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之一。中国文化中的活跃因子，比如佛教的传入，都是从广州开始，波及全国。然而，在中国自身的文化谱系中，由于地处南岳衡山以南，南粤一向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在中国的文化地理中，所谓汉蛮之别，文化上的正统与非正统分野，在于五岳的位置）。虽然对中原文化有着诸多影响，广州依旧不被认为是正宗的汉文化，依旧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广州也愈发强调自己与汉文化的联系——无论是北京路的名字变迁，还是“整饬后的北京路，将会出现几组形神兼备的人像雕塑，主题为‘从秦汉走来的岭南人’，反映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都显示了这种深层的岭南文化自身的危机感，和由危机感产生的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
6. 农林路
广州的农林上、下、东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如此热闹的地方怎么跟“农”、“林”二字挂上了钩？如果有机会看一下清朝时期的地图就知道原因所在了。彼时这一带属于广州城东郊的荒丘和良田。人们在这里办了广东第一个农林实验场（最早叫广东农事实验场）。
广东农林实验场，北抵今天的环市东路，南至中山一路，东起农林东路，西至农林下路。当时的农林路一带，到处都是蔬菜、花卉、果林、蚕桑和畜牧等试验区。在这里，马铃薯从自己的故乡荷兰被引入到广东，广州现在到处可见的细叶桉，也是在农林路首先培育出来的。实验场还建立了气象观测所，揭开了广州现代气象观测史的第一页。但是，由于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1922年陈炯明任广东省省长时，为了筹款，农林实验场被抵押给广东银行。次年，由于到期无款取赎，实验场被迫停办。
7. 将军路
广州有两条看上去很普通的道路，名字却很“威水”，叫将军东路和将军西路。从清朝的地图上可以看出，这里过去是广州将军衙门遗址的一部分，所以取名为“将军衔”。
清代广州将军衙门范围很大。它坐北朝南，大门位于今天的中山六路，后墙位于今天的迎宾路。东起解放北路，西至六榕路，包括今天的将军东、西路和广东迎宾馆。
这将军府有不同寻常的来历。明代中期的地图上，这里是提督府行署。清顺治七年（1605年）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率领清兵攻入广州后，大兴土木，在这一块地方营建王府。
靖南王移师福建后，原靖王府便被平南王之子尚之孝占有。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之后，决定在广州驻防八旗兵，并设置驻粤八旗将军统领。从此，昔日的靖南王府便被改名为将军衙门（又称广州将军府）。
8. 双门底
双门底的名字，使用于清朝时期，如今的广州老辈人，偶尔还会用这个名字称呼北京路。双门底的起源是因着今天西湖路与北京路交界处，原有一座“拱北楼”，楼有双门拱，所以下面的街道叫“双门底”。
双门底是广州的商业中心，有着“双门底卖猫——装假”的歇后语，一直流传至今。陈李济药厂的前身陈李济杏和堂创始于明代万历年间，铺面就在今天的“银座”一带，算是北京路的商业历史的“活化石”。双门底一带，店铺林立，主要经营文化用具、古玩金石、苏杭杂货和成衣。由于距离清朝的贡院（科举考试的场所，现今的文明路广东省博物馆）比较近，一省的文化机构，比如提督学院（现今南方戏院）、文昌庙（今中山五路南侧）、广州府学（今中山图书馆）都在附近，双门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产业的集中地。三多轩文房用品店创办于咸丰年间，所经营的笔墨纸砚是当时文人心中的精品，另外，汲古堂、壁鱼堂等书店以及各种古玩金石店，都坐落在双门底。双门底的这种文化产业氛围，现在依旧可以在北京路上的新华书店、古籍书店、少儿书店身上看出，而邻近的文德路和文明路，则是这种文化氛围的最佳注脚。
双门底同时还是广州市民生活的核心区域。致美斋酱菜店创办于乾隆年间，九同掌棉布店创办于1905年。而最能体现广州独有的市民生活的，则要算流传至今的春节花市。据说，广州花市开始于明朝，到清朝的同光年间形成传统。早期的花市，通常设在城西、城南，后来在双门底形成了一个常年花市，春节前夕通宵营业，游人如织。 在北京路的诸多名字中，双门底最明确地彰显出广州的城市特点——市民性。
9. 太平沙
北京路南段以西至回龙路南段一带，有几条名称“奇怪”的道路：太平沙、增沙、新沙。老地图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它们的由来，它们是广州沧海桑田的一个见证。
“沙”指沙洲，是河流中淤积而成的沙丘。太平沙现在距离珠江约200米。可是，在距今200年前，它只是珠江上的一个江心洲。北宋的时候，珠江北岸在今天的文明路附近。到了南宋，河岸南移至今天的泰康路。当时，太平沙还是珠江河中的五块沙洲，叫“五洲”。
五洲什么时候改名叫“太平沙”？原来，由于河床不断淤积，五洲在明代已经合而为一，成为靠近珠江北岸的一个沙洲。在人们的经营下，沙洲变得美不胜收，低洼处遍植莲花，绿柳丛中，农家疏落。沙洲外，渔帆点点。
清初著名诗人陈恭尹晚年定居广州育贤坊，距离沙洲很近，他常常在这风景如画之地流连忘返。他为这里的一个坊额题了“太平烟浒”四个大字，书法瘦逸遒劲，为时人所推崇，成为当时沙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标志，所以人们就取了坊额中的头两字作为沙洲的专名。
后来，太平沙陆续建有柳堂、水明楼、烟竹楼、袖海楼、烟浒楼、遂初楼、岳云楼等亭台楼阁，其中袖海楼“复宝连楹，造构奇巧”，且取苏东坡“袖中有东海”的诗意为名，所以尤为出名。清代诗人张维屏有诗赞云：“连云第宅太平沙，别出心裁第一家”。可见，太平沙的名字在清代已经流传。
增沙和太平沙一样，是大自然雕塑的结果。江中泥沙不断堆积，使边滩发育，太平沙的西部不断延伸增大，所以就叫“增沙”了。鸦片战争前，这里已经是水上居民聚居之处。增沙街之西，即今天海珠广场的华厦大酒店一带原来叫新沙，它实际是太平沙和增沙的继续延伸，所以名为“新”。半个世纪前的地图上，这里还有新沙上街、新沙下街和新沙水埠等街道。
10. 南濠街
越秀区惠福路和大德路之间，有条南濠街。这里一不近河，二无濠涌，怎么会有“南濠”呢？其实，从明清时期的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这里确实是有一条南濠。它不仅是广州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而且是中外友好关系的产物。
唐宋时期，广州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商船停泊之处就是今天的南濠街的南边。在很长的时期，南濠街一带地处广州西郊，是广州的内港和城外“特区”。附近的“番场”（今天光塔路一带）就是城外的阿拉伯商人的聚居地。
宋代时，珠江北岸在今天大德路的南侧，江面宽阔，约为今天江面的5倍，珠江有“小海”之称。每遇狂风，“小海”上波浪险恶，商船常有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为了保护中外商船，宋德景二年（1005年）广州军州事（广州最高的军政长官）高绅亲自主持修筑了南濠，并且在南濠上建起可控制水流和挡潮消浪的巨闸。
南濠还是当时羊城的旅游佳地。宋代诗人方信疆曾作《南濠诗》云：“经营犹记旧歌谣，来往舟人趁海潮。风物眼前何所似，扬州二十四红桥。”
那时的南濠风光宜人，旁边有当时广州最雄伟的石拱桥——果桥，还有当时羊城的最高建筑物——共乐楼。登楼纵目，万瓦栉比，商旅云集，中外贸易繁忙兴旺，一派“特区”风光。
清朝初年，南濠仍通舟楫，后才渐渐淤塞。现在已成为民居和地下水道。它从地图和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很久了，只有名字保存至今。
11. 仰忠街
今广州北京南路的仰忠街，很多本地人都知晓其名，路长约200米，宽约3.5米，两边均是老式的居民楼。 “仰忠街”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名叫周新的清官而定的。据说，周新是明代南海县人，他家贫苦学，中进士后，任大理寺审核刑狱案件的官员，以善判疑案著称。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周新仍旧嫉恶如仇，被不少权贵称为“冷面寒铁公”。 后来，当时锦衣卫指挥使纪纲麾下的一名武官，在浙江明目张胆地收受贿赂、作威作福。周新要惩办他，不料却因此得罪纪纲，受诬陷入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昏庸的皇帝还是听信谗言将他处死了。后来，纪纲罪发被诛，明成祖追封周新为浙江城隍之神。正义的广州人出于仰慕周新的刚正忠直，才把那原叫高第里的街巷易名为“仰忠街”。
12. 都府街
位于越秀区第一人民医院旁边的都府街，是一条只有约5米宽、200多米长的小路。路面由光滑的麻石铺成，似乎在上面曾走过许多历史的足迹。 据历史记载称，之所以命名为“都府”是因为这里历来都是岭南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最高权力机关就设在这一带。因此，“都府街”这个名字的存在堪称是一块珍贵的“历史化石”。
早在唐太宗时期，全国划分为12个“道”，其中岭南道包括广东、广西、海南，最高权力机关叫岭南道署，又称“都府”（都督府的简称），今都府街因紧邻此处而得名。 当年的“都府”规模宏大、富丽雄伟，北起今都府街、南至今中山四路、东抵今忠佑大街、西到今广大路。“都府”前半部分为森严肃穆的衙署，后半部分为山水花石装点的园林。唐朝灭亡后，节度使刘岩在“都府”称帝，成为南汉政权的中心。 明清两代，人们对“都府”一词开始陌生，因为“都府”已改为广东布政司。之后，由于战乱频繁，昔日“都府”的建筑物，已荡然无存。它本来含有的仪门3间、公厅5正间、常衙厅5正间、设厅5间、抱厦3间，竟悉数被毁。唯有“都府街”这个名字，还被后人继续使用以纪念此地昔日的显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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